女裁判首次执法中超联赛，成为国内首位执裁男子足球顶级联赛的女性

中超联赛在2024年对此信号作出了回应。4月14日，谢利君在上海上港队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中担任第二助理裁判，成为首位执法中国男子足球顶级联赛的女裁判，让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女裁判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谢丽君是首位执法中国男子足球顶级联赛的女裁判。图片来源：新华社

如何成为一名站在大赛更高舞台，乃至顶级男足赛场上的女裁判？北京足协国家级裁判姜涵和预备国家级裁判王雨然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这条路上看到的风景。

踢过足球是优势，但有时也可能成为负担。

姜涵和王禹然都是1999年出生的，两人都是踢足球的，在大学期间接触了裁判，用王禹然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对裁判很有兴趣”的那种人。

江涵（左）和王昱然（右）都是90后，有很多相似的经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江寒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以足球特长生的身份考入大学。虽然接触裁判工作纯属偶然，但她说，“这个行业很考验眼光，挺好玩的，慢慢就感兴趣了。”王雨然曾是北京女足队员，十字韧带断裂后，医生判定“以后不能再跑、不能高强度搏击，基本和足球告别了。”她换了身份，继续和足球走下去，这让她很意外，“我发现我更爱这个职业了。”

对于裁判员来说，踢过球自然是加分项。王禹然兴致勃勃地数着它带来的好处：“首先，我能在场上选择好位置。我执法青少年比赛时，知道小球员在想什么，知道比赛中哪两个球员是‘对位’的，这样我就能提前介入。另外，如果场上出现犯规，我一眼就能看出是人与球的犯规，还是简单的处理球。有时候即使视线被遮挡，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踢过球确实很有帮助。”

江寒觉得有些委屈。她在中甲女足联赛（以下简称“女甲”）执法时，经常被裁判监督疑惑地问：“你没踢过球吗？”而发生如此乌龙事件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她小时候打球的时候。那时，她每次被对方踢倒，教练都不会指责对方犯规，而是会在场下喊“被踢倒了就起来”。江寒评价自己踢球时是个乖孩子，在教练的要求下，她觉得比赛中被别人踢到或者推到也没关系，只要自己动作快一点，身体对抗强一点，就能躲开。当年种下的因，如今结出了硕果。她也坦言，“我对场上的很多动作都有很高的容忍度，因为从小教练就是这样教育我的。所以后来我执法比赛的时候，觉得球员踢对方的脚后跟或者蹭对方的脚后跟都是可以的，毕竟不会影响跑动，但这是犯规。”

不同的裁判对球员在场上的行为有着不同的容忍度，这跟裁判是否踢过球、球员时代接受的教育有关系吗？江寒想了想说：“或许吧。”

姜寒认为自己对裁判过程中的很多动作都有很高的容忍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场上站位好，对于有足球经验的裁判来说是一种优势，但太好的站位有时也会成为问题。江涵有些尴尬，“因为以前踢足球，对球路很敏感，有时候看到球传过来，又不能切换（身份），就会不自觉地站在球即将到达的位置，很麻烦，也不好意思跟队员抱怨。”好在，现在有了更多的裁判，加上老师、前辈的指点，江涵的站位比以前好多了，“不会碍到别人的事”。王雨然认为自己还在进步中，需要继续寻找比赛中“不会碍事”的最佳观看角度。

身体素质是硬指标，但心理障碍才是最难克服的

通过男裁判体能测试，是女裁判执法男足比赛的必备条件。对于平时保持体能训练的江寒和王雨然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难事。男裁判的体能测试要求比女裁判高，比如75米间歇跑，男裁判的标准是15秒，女裁判则是18秒。对于3秒的提升，江寒并不在意，“对我来说都一样，我从小踢球就很注重体能，大学从事裁判工作后，老师说体能是裁判的硬性指标，所以我就更加注重了。裁判真的就是这样，跑不动就看不见，看不见就完蛋了。”

对于江寒（右）来说，体能训练并不是一件难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钰然每天的训练量维持在5公里，每周有一天高强度训练，核心和力量训练也必不可少。或许是因为训练太辛苦，今年年初她又遭遇了一次伤病。去医院检查时，医生抱怨道：“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女孩开心地回答道：“其实我直到那天训练完拉伸时才知道自己受伤了。医生说是积累了太多的劳损——这也算是劳累过度造成的疾病吧？”如果不是这次受伤，王钰然今年就有机会晋升为国家级裁判。如今她正在积极康复，数着复出的日子，“7月，我就可以出发去赛区了！”

相比于体能训练，心态才是裁判的“隐形难点”。自评内耗严重的江菡，从入行以来就一直在和自己斗争。刚开始执法业余男单比赛时，她上半场被骂哭，但下半场擦干眼泪继续执法。“当队员、教练批评我的判罚时，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我真的吹错了吗？’这不是一个好习惯，会让我总是想，为什么上一次犯规没吹，然后下一次犯规发生了，我却没看到。”江菡说，她为此读了一些心理学书籍，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2022年是江菡裁判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她参加的首场全国性比赛是本赛季的中国女子足球甲B联赛（简称“女乙”）。故事开局顺利，这位身体素质极佳的年轻女裁判在八轮比赛中吹罚了七场，本以为“起点高”。然而故事的结局并不友好——根据相关规则，裁判在最后一轮比赛中的表现决定了这名裁判能否晋升为全国PK级。担任决赛主裁的江菡给自己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不能让链子掉下来。”

重压之下毫无惊喜。姜涵后来回忆道：“越是不想犯错，裁判的判罚就越糟糕。”直播期间，球迷对她的表现猛烈批评，参赛球队也向中国足协投诉裁判。裁判情绪跌入深渊。“我们每场比赛结束后都要截图视频，把自己判罚的错误、不恰当的部分剪掉，作为总结。所以难免看到弹幕和评论，每次看到都想哭。”正是因为那场比赛执法表现不尽如人意，姜涵晋升国家级裁判的时间被推迟了一年。

2022年11月20日的比赛后遗症很长，直到2023年1月30日，江寒才从深渊中爬出来。那个从大学开始就一直留着长发的女孩在那一天剪了短发，带着剃光头的狠狠决心。“我一定要改变，不能纠结在过去的比赛中，变得不自信，一定要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走出来。”

即便是以让人无法接受的方式出现，有时候在黑暗中按下的暂停键也是一种运气——江寒有一年的时间来提升自己。“后来我觉得，自己当时的心态和能力，还达不到（执法）女A的要求。人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长，而是经历了一次事件后瞬间成长。如果没有经历过一场难忘的比赛，你永远都会觉得还不错。那场PK类比赛就是一场难忘的比赛，通过那场比赛，我对规则理解得更透彻，心理也变得更强大了。”

王昱然其实很佩服江菡当时的坚强，“如果我也经历过她那样的事情，估计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江菡用内耗型来形容自己，而王昱然的描述则更简单直接，“我是一个内心很沉重的人，误判之后，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如果还没消化完再面对第二场比赛，压力就会很大。”她还记得执法青锦赛时的一次点球，外界对那次点球印象并不深，因为球员被吹罚犯规的位置并不关键，也没有向裁判提出异议。然而，就是因为那次点球，比赛结果发生了改变。王钰然回忆道，“其实那是一个可以吹也可以不吹的犯规，后来我调整了很久才回过神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不能再多跑动一下，找个更好的角度，再跟进一下，再集中一点。”

王昱然也是一个心情比较沉重的人，在做出错误判断之后，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

心理障碍是一座必须克服的大山，否则就会陷入一次次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看到犯规之后，犹豫要不要立刻吹哨，会不会影响比赛，队员和教练会如何反应，结果哨声没能及时吹响……江涵告诉自己，“既然队员已经犯规，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让她在吹哨的时候更加果断。

从遭受心理打击到走出深渊，这位经过比赛磨练的年轻女裁判在跨越山河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他们是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机器。

在外界的刻板印象里，绿茵场上的“黑裁判”应该是冷酷、严肃的，但太多裁判的经历会告诉你，他们是一群能够感同身受的人。王钰然对此表示认同，并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她“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共情能力强”。

中国足协裁判讲师、中超裁判督导员黄业军的分享让王雨然印象深刻。“黄老师告诉我，裁判要把球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裁判不是机器，也是人，会微笑，会传递爱和善意。”就像因为一场比赛而瞬间成长起来的江涵一样，王雨然在2023年中青赛的一场比赛中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此前，即便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后，她会泪流满面，但她依然坚信，作为一名裁判，她在赛场上的使命就是执法。

那场比赛双方的情景在王钰然的记忆中已经变得模糊，但当时的感受却历历在目，犹如昨天。“就是在那场比赛中，我发现自己真的能体会球员的感受，在意他们在想什么，感受他们的情绪，关注他们是否会受伤。这让我知道，我在场上是一个有灵魂的人。当我真正保护他们的时候，我感觉到‘这就是裁判’。”赛后，双方球员集体感谢裁判组，并向裁判竖起大拇指。这两幕打破了王钰然此前的观念。“原来裁判就是这样的，不只是机械地分辨是非。”

与球员的共情让王禹然感受到，裁判也可以是有灵魂的人，而不是冰冷的机器。

在外人看来，一个好的裁判在比赛中应该是“隐形”的。而要“隐形”，准确的判断是前提，但不是唯一，情绪引导也是关键。王钰然总结经验，“有时候我打牌的时候，会微笑着提醒队员控制自己的动作，帮助对方冷静下来。如果在队员情绪激动的时候，裁判仍然用强硬的语气，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一开始感觉不到，后来站在队员的角度去想，发现裁判的态度确实能引导队员的情绪。”

前国际女裁判秦亮曾告诫后辈，裁判要有同理心，而不是对抗的态度。如果能在比赛中恰当地表达对队员的关心，或许更有利于掌控比赛。江涵则试图在同理心和裁判权威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同理心太多，会显得你软弱；太强硬，又会让队员觉得你没有人性。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平衡。”

学习永无止境，用热情去克服一切疑虑和困难

从踏入裁判行业的那一刻起，学习、考核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役国际11人制裁判傅明向记者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是一名VAR（视频助理裁判），每周至少要做三次视频测试，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功课。裁判是一个需要不断考试、不断学习的职业。”

成为一名合格的裁判员是一个由易到难的过程。从第四官员或者助理裁判开始，对规则的理解不需要太深，只有当水平和比赛平台越来越高的时候，裁判的能力才真正受到考验。江涵讲述自己的经历，“助理裁判只要看清楚界外和越位就行了。我从业余比赛开始做裁判，刚开始也很简单，因为没有程序性的问题，只要看球员是踢了球还是踢了人，判犯规就行。直到我开始执法全国性的比赛，才涉及到程序性的问题，裁判需要管理，需要掌控场上局势，需要和球员沟通。”

江寒认为，理解规则并不难，但要运用好则需要大赛的经验。

除了业余比赛，江寒还经常在“野赛”中吹哨。这样的比赛，双方球员在场上的动作更加“粗心”，有时裁判的难度甚至比正式比赛还要大。江寒坦言，“我的阅读犯规能力是在‘野赛’中练就的，我的运用规则的能力则是在全国性比赛中练就的。”

球迷习惯用“是否熟记规则”来评价裁判，但这个标准有些玄乎。王钰然认为自己对规则了如指掌。“书上一共有17章，还有18章是讲裁判的，我无论翻到哪一章都能背出相应的规则。”但在赛场上又是另一回事。她坦言，“熟记规则的唯一目的就是管理和指导比赛。规则是与比赛相结合使用的，而不是纸上谈兵。当案件发生时，如何运用规则去处理，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比赛技巧，而这些是通过比赛来磨练出来的。”

“磨练”要看比赛场次，现在的姜涵每个月都要去赛区，一年要执法几十场正式比赛；王钰然的2023年则异常忙碌，记忆中，去年她几乎没回过北京。但年轻裁判员，靠填鸭式的比赛是无法提高的。王钰然对自己去年的成长速度并不满意，“比赛太多，脑子有些乱，上一场的案子还没吸收，下一场比赛又要执法。”伤病让她有时间复习、吸收之前的比赛，当然还有日常的训练——不能执法的日子，她就在家里叼着哨子看各种国内外比赛，练习执法。

即将成为国家级裁判的江涵，已经定下目标，要成为国际级裁判，争取在未来两到三年内执法中国女足超级联赛。国际级裁判的另一项硬性指标就是英语，而英语正是江涵的短板。好在今年五一假期的一场业余比赛，让她对学习和运用英语有了更多的信心。那场比赛有国外球队参赛，球队的外籍教练总是在一开始就对判罚提出异议。在江涵用简单的英语多次沟通后，对方的情绪才得以平复。“这件事确实让我很有成就感，以前老师们总要求我提高英语水平，但总觉得没用，那场比赛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越往上走，对英语水平的要求就越高，这是我的学习目标之一。”

王禹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参加更高水平的比赛，当一名问心无愧的好裁判。

王禹然的目标是尽快养好伤，重回赛场，明年通过考核，成为国家级裁判。之后就是国际级，去看看更高水平比赛的风光……“我要当一名问心无愧的好裁判”，王禹然坚定地说，没有一丝犹豫。

姜涵说，足球裁判其实是一个高压的工作，赛前有准备，赛中也有紧张，赛后还要总结，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放松。女裁判执法男子比赛，难免会被质疑“你的本事够不够强？”家人也不支持她当裁判，因为“太累，收入也不稳定。”王雨然的伤病也让母亲哭过很多次，“这么辛苦，你为什么还要干这个工作？你干不干吗？”

但漫长的岁月里，激情战胜了一切困难，江寒坚持自己的选择，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用自己的答案解释了一切：“最重要的是自己喜不喜欢，如果总是听别人的意见，那这一生到底该活在我身上，还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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